近代中国文字传播符号现代化转型探赜

本期荐读 ｜ 李明德、李聿哲《近代中国文字传播符号现代化转型探赜》

一、研究概览：把“文字传播符号”作为传播技术子系统

新闻事业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系统中的重要子系统，而文字传播符号又构成其中“一个相对独立而又至关重要的系统”。围绕白话文、标点符号与文字注音，学界已有大量讨论，但论文指出，既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学科，尚未将三者置于新闻传播技术子系统中加以整体审视，也未能从新闻传播技术现代化的整体框架出发，系统考察它们作为符号基础设施如何支撑现代新闻传播的技术底座。

这正是本文的立论起点：立足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遵循系统论的逻辑路径，以“文字传播符号现代化—传播技术现代化—新闻传播事业现代化”为演进线索，探寻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现代化的内在逻辑、深刻动因、多维路径和当代启示。

何谓“文字传播符号”？论文给出了明确界定：

论文还从物质属性上将传播技术划分为四个层面：物理基础设施层、技术架构层、制度规则层、认知与符号层。文字传播符号正处于“认知与符号层”，即“传播内容与受众感知层”——论文称其为传播技术“最核心、最基础”的层面，也是近代新闻事业现代化中“反应最快、最敏感的部分”。

就动因而论，论文将这场转型置于近代中国“衰败、半边缘化、革命化”的历史语境：文言文作为传统农业社会的产物，其知识壁垒曾与吏治腐败形成共生关系，其表达方式与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着逻辑差异”，其封闭的符号系统中只有“天下”“夷狄”“朝贡”而无“主权”“外交”“国际贸易”；而近代中国为求生存与复兴，需要构建一套能够“普及教育、动员大众、适配现代技术”的新型文字符号系统——结构性制约与时代需求相激，转型由此展开。

二、历史轨迹：标点、白话与注音的三线并进

论文将近代中国文字传播符号范式转变的基本路径，概括为三条线索。

（一）标点符号的清晰化：解决书面语视觉模糊问题

中国古代虽有句读、圈点等阅读辅助符号，但缺乏统一的国家标准，“存在一号多用、多号一用的混乱现象”，未能完成从个人辅助工具向公共通用规范的现代转型。转折始于晚清：1869年，随团出访欧美的张德彝在笔记中记录西方书籍的句读勾勒，成为“最早将西方标点符号介绍到中国的文字”；1897年，切音字运动主将之一王炳耀在《拼音字谱》中草拟新式标点，是“中国人自创的第一套新式标点方案”；1919年，马裕藻、周作人等联名提交《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1920年2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第53号训令予以批准，新式标点正式确定为12种——标点符号由此“由个人提倡走向国家推行与法治化轨道”。

（二）白话书写的言文合一：解决思想表达现代性问题

这场变革的核心是言文合一、“我手写我口”。1876年，《申报》增出白话增刊《民报》，“专为民间所设”“字句俱如寻常说话”，开启了中国文字传播符号系统与报刊价格现代化的先河；1887年，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考察日本“言文一致”改革，意识到“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1898年，裘廷梁在《中国官音白话报》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首次系统建构白话理论，论文称其“标志着中国近代文字传播符号系统现代化的正式启动”。

此后，维新派与革命派白话报刊相继涌现，白话最终在五四时期确立为书面语言的主体形态，“我手写我口”的意愿得以实现。

（三）注音的全国统一：解决语言语音统一性问题

语音统一问题的求解跨越了大半个世纪：1892年，卢戆章自费出版《一目了然初阶》，公布“中国切音新字”，“开启了中国人自创拼音文字改革方案的先河”；1900年，王照在天津出版《官话合声字母》，以北京官话音为标准音，用汉字笔画创制拼音文字系统；1913年，读音统一会以北京语音为基础、兼采其他方言语音特点，审定6500余字读音并定名“国音”，同时制定注音字母；直至1958年汉语拼音推广，语音读写统一问题方才初步解决。论文将这一过程概括为“自1876年黄遵宪提出言文一致到1958年推广汉语拼音、延续82年的曲折现代化过程”。

三、认知之维：一场释放认知资源的符号革命

对认知传播研究者而言，论文中最具启发性的部分，是对符号变革之认知效应的阐发。

论文指出，新式标点的确立使“书写思维从听觉化转向视觉化”，是“汉字产生以来信息传播方式的一次深刻扩容”；标点符号的现代化“优化了大脑处理文本信息的效率，将更多认知资源从‘断句猜想’中释放出来，用于深度理解与批判性思考”，构成“对知识生产与传播模式的根本性重塑”。

在论文的四层次框架中，“认知与符号层”被界定为“传播内容与受众感知层”，“涉及信息的具体呈现方式和人类对技术的感知，影响着信息的接受效果”。符号变革由此被理解为一场深刻的认知重构：它改变的不止是写什么，更是如何读、如何想。

四、核心论断与五点启示

论文的基本结论是：这场变革“并非单纯的文体改良”，而是传统文字传播符号体系向现代传播符号范式的“整体性重塑”——它完成了书写符号、语音符号、注音辅助符号三位一体的现代化重构，适配了近代报刊等传播新形态，“标志着适应农耕文明的文言文书写时代的终结、适应工业文明的白话文书写时代的开启，在传播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论文进而从这场革命中提炼出五点启示：

▪ 全球化视野与自省精神：近代知识分子运用世界眼光审视自身语言符号的探索，留下了宝贵的历史遗产；

▪ 立足本土、融汇中外：白话文保留汉字结构与文言精华，同时吸收域外符号的优秀成分，不走“依附式现代化”道路，是这场变革成功的关键；

▪ 需求与认同驱动：社会传播需求与国民认同建构，是新闻事业与文字传播符号现代化变革的根本动力；

▪ 标准化前提：符号编码标准化，是大众传播与社会教育传播落地的核心前提；

▪ 符号—技术适配：物质传播技术只有与符号技术适配才能充分发挥传播效能，符号技术的迭代是传播技术体系持续升级的底层动力。

五、荐读理由：认知传播视角下的四重价值

其一，论文将符号系统作为一种“表达与认知技术”加以研究。论文关于标点将认知资源从“断句猜想”中释放出来、大幅降低阅读“认知门槛”的论述，把符号变革与认知效率直接勾连，为认知传播研究提供了历史纵深层面的分析样本。

其二，“书写思维从听觉化转向视觉化”是一个典型的媒介认知转型命题。它与媒介环境学及认知传播关于媒介如何重塑思维方式的经典命题形成对话，并以扎实的中国史料为支撑，体现出鲜明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意识。

其三，“认知与符号层”的提出，为传播技术分析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层次框架。将符号与受众感知置于技术体系的重要位置加以考察，本身就内含着认知传播的问题意识。

其四，这段历史具有直接的现实反身性。论文明确指出，符号技术与物质传播技术适配的逻辑“也适用于现代数字传播技术背景下的符号运用与创新”。在智能传播时代，表情符号、弹幕、语音输入等新型符号系统同样处在“认知与符号层”的变革之中——回望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的符号—认知—传播关系。

六、原文获取

▪ 通过 DOI 检索：10.13764/j.cnki.ncds.2026.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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