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统一[1]，推动其国际传播是中国为促进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共同进步作出积极贡献的典型范例。习近平文化思想中蕴含的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理念，是引领当下世界文明进步潮流、推动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精神指引。当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大行其道，深刻改变了知识和文化生产的路径和模式，思想和文化的交融与冲突日益加剧，文明异化的趋势日渐明显，文化创作和交流似乎陷入一种秩序失控的状态，全球文明发展的方向感丧失。面对这一挑战，迫切需要一种正确且科学的思想理论加以引导，以重建文化发展和文明交流的国际新秩序。
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回答了智能时代下全球文明发展的重大课题。他指出：“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可以是造福人类的国际公共产品”[3]，指明了依托人工智能以促进全球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随后，国务院公开发表的《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中明确提出，“推动人工智能在繁荣文化生产、增强文化传播、促进文化交流中展现更大作为，利用人工智能辅助创作更多具有中华文化元素和标识的文化内容，壮大文化产业”[4]。这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规划，更凸显了智能技术推动中华文化和中国理念进行国际传播的关键性作用。因此，在智能传播时代，立足科学的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实现中华文化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有效传播和认同，成为我们的首要工作和切实目标。
一、回应智能时代之问：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智能时代的价值意蕴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伴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深化和总结出的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包含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和人类文化发展规律的科学认知[5]。衡量一个思想是否科学，关键要看其是否能够正确回答和解决相关领域的重要问题[6]。进入智能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智能时代背景下全球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实现路径。习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时代前沿，把握科技革命与文明演进的内在规律，强调以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等为目标导向，不仅有力推动了文化强国建设，也为智能时代下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建设和文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为世界贡献了宝贵的中国智慧。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构筑国家间文明交流互鉴的国际共识，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进入智能时代，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智能产品市场急剧扩张。作为知识新媒介[7]和全球传播新渠道的智能产品已然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信息集散中心和文化创作的加工工厂。在智能时代背景下，谁掌握了智能技术的制高点，谁就决定着全球传播的话语权。各国为最大限度地抢占国际传播渠道的“蓝海”领域，国家间的智能技术竞赛白热化，智能技术寡头和智能产品市场垄断格局逐渐形成。多元对话、立体交错的多维信息网将伴随智能技术市场的发展成熟而逐渐消解，拒斥对话、观念极化、偏见歧视以及政治纠纷等国际性传播问题将进一步加深，人类的思想将被智能技术分割囚禁在不同智能体“管辖”的固定区域内。这不仅阻碍着各国间的文明交流，也在加重着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使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8]。在此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多元文明交流互鉴这一高维智慧。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身份认同与历史传承的重要标志[9]。同时，文化又是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体，文化与生俱来就带有融合、开放和多样的基因。文化在交流中更新，在对话中繁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秉持开放包容，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10]11这有力指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思想根基，为世界各国文明交流互鉴实践提供了思想指南。
历史上每一次大的文化繁荣和交流都伴随着物理意义上的人类迁徙或人口交融，但当下文明的向前发展不再需要物理空间上的人口转移和物质交换。伴随智能时代降临，文明对话和延续的载体转移到了数智平台。数智技术大大提升了不同地区和人种间的沟通效率，但文明间对话的阻力却不降反增。这是由于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对话模式和沟通机制出现了问题。由此，“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11]。在个别国家大搞意识形态对抗和借助智能技术重构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解决这一现状的中国哲学和独有方案，坚持全人类共同发展和全球价值共建的中国立场，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的科学发展理念，致力于建构良好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以上倡议和思想体现了中国求同存异、开放包容、共赢共享的文化心态，为携手世界人民消解世界文化安全威胁贡献了中国力量[5]。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破解人类文明发展困境以及促进人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12]。
（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了守正创新的科学指南，体现了智能时代“以人为本”的高维智慧
智能时代下文化变迁的另一重要特征就是机器思维的灌注，“人”的元素在新一代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承中的比重逐渐降低，文化产品中的机器逻辑痕迹大量留存，个人风格和个体独特性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算法匹配机制刻意营造的差异化表征。尤其是在ChatGPT、文生视频Sora以及DeepSeek等全球风靡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中，都具有“一站式传播”的内容生产特点，即机器直接通过响应用户提问生成完整的“一站式”智能回答，在知识调用方式上达成了最大程度的简化[7]，但这种知识传播和调用的方式使得用户对内容的调用权和创作权被机器取代。全球扩张的智能机器人正在快速抢夺人类的文化传播权和定义权，人类历史、人文精神和文明内核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冲击。
在智能技术冲击人类思维主导权的危机之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给出了正确且科学的方法论指南——守正创新，这是抵御智能体侵占人类“大脑”的自救方针。“坚持守正和创新相统一,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基本方法。”[1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文化建设来说，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0]11在中国文化传承的特定语境下，守正是指要对中华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进行坚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文化理论进行传承，守护好几千年来中华文化生命体的精神脉络，更加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主；创新是指与时俱进深化中华文化体系内涵，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与时代相结合、与世界相接轨，拓展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交汇点和增长点，突出中华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时代价值，实现中华优秀文化和精神文明的赓续更新。
在全球文明对话中，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守正创新理念也为世界其他文明开展文化交流互鉴实践提供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新思路[5]。智能体凭借其海量的知识存储量和强大的自然语言生成能力，正在逐步影响着历史记忆的定义权以及全球文化的生长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守正创新理念为全球文化发展指明了“立足本土，扎根传统，以人为本，交流互鉴”的文化发展路径，其中“人”这一关键元素始终在文化传承和创新中占据首要地位。对历史文化的继承、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对世界格局的瞭望，始终需要人在其中起到主导性的审视和引领作用。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对历史、时代和文明对话的坚守，都是对“人性”元素的要求和呼唤，对机器思维下的工业化生产、程序化输出的抵御和消解。“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创新工作的立足点和落脚点，是数智时代推进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根本价值追求。
（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运用中华文化丰富世界文明图景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浪潮，不仅带来了全球技术格局的重新洗牌，也是对国际传播话语权力格局的一次颠覆。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声量和影响力也逐渐提升，新一轮的技术革命也为中国抢占对外传播话语权提供了契机。2025年，中国的人工智能企业发布了开源大模型DeepSeek-R1，该模型具有技术路径创新和训练成本低廉的特性，以仅560万美元的训练成本，达到了与ChatGPT4.0花费近7800万美元成本相媲美的性能，成为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新星，这一突破也被西方媒体誉为“中国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智能技术市场中的重大突破，也意味着全球话语传播权力格局的深刻重构。DeepSeek的崛起是中国在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中的缩影，中国高端技术的全面崛起才是未来发展的总趋势。由此，中华文化和中国政策理念也可以搭上技术发展的快车，更加畅通无阻地传播到全球的各个角落，使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读懂中国。
中华文明赋予世界文明以繁荣图景，中国理念赋予世界文化以科学力量。中华文明“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14]。在当今数智化时代的背景下，习近平文化思想依托我国日益强大的智能技术和媒介平台，向国际社会展示灿烂的中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理念。习近平文化思想在世界舞台的亮相和传播，不仅使得世界能够全面、立体地了解中国文化、发展道路和治理智慧，更可以进一步明晰我国在文明交往、全球治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中的价值追求和责任担当，为破解全球性挑战、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了深具东方智慧的中国方案。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命题。”[15]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要求在国内形成强大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需要构建好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有效提升国际传播能力[16]。未来，借助先进智能技术手段的赋能，中国主流话语体系和政策理念能够以更先进、更高效的方式得以传播和扩散，中外文明互鉴以及国际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将进一步实现，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以及全球的文明水平都将显著提升。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文明的高效赋能以及世界对中华文化的认可和接纳，将成为下一阶段世界文明进步的新增长点。
二、正视智能传播之困：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智能时代的全球传播困境
一直以来，中国的国际传播面临多方困境，既有政治交锋下的传播围剿，也有东西方文化差异下的传播壁垒，以及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上的效能差距。习近平总书记早有所言：我国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存在着“三差”问题，即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17]。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理念精华尚未成为国际社会的“共有知识”[18]。
随着智能传播时代到来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我国在国际传播上的困局有所缓和，世界越来越重视中国声音和中国理念，但是新的智能传播困境也随之而来。智能传播渠道的搭建和全球智能用户的培育，无疑对中国的国际传播体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新的难题。
当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建设日趋成熟和完备，人类命运共同体、多元文明互鉴、文化自信、守正创新等思想理论精准狙击时代发展下的文化系统积弊，科学的理论构想和方法论指导亟需被国际社会看到和接纳。由此，我们只有先厘清智能时代新的对外传播症结，才能对症下药，有针对性地提升我国国际智能传播体系建设，让习近平文化思想走向世界，让世界看懂中国。
（一）逆差：人工智能技术下的“失声”困境
当下进入人工智能时代，有学者提出：“对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强化西方国家在国际舆论场域的话语霸权与发展中国家的‘失语’态势，成为话语霸权国继续垄断国际话语权的工具。”[18]随着几个技术和资本寡头的垄断态势不断形成，技术平台的搭建已经不是其关键的竞争优势，用户反馈数据、模型调试水平和品牌知名度逐渐成为其核心竞争力。这使得“后来者”越来越难以在全球市场立足。例如，美国Open AI公司研发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产品ChatGPT诞生于2022年11月，随后便席卷全球；而中国的DeepSeek在2024年1月发布了第一个语言大模型，并且其主要的用户群体仍局限于中国地区。西方资本市场在智能技术研发和全球用户的市场份额上已经取得了先发优势。占尽先机和资源的西方资本和技术研发企业在未来会有更深厚的市场、技术、数据和经验积累，在全球智能产品竞争中的领先地位难以撼动。我国对于全球智能市场的开拓和扩张不容乐观。
技术主导权尤其是智能技术主导权的掌握，意味着国际传播话语权的掌控。这里的话语权包含了内容的调用权、定义权、解释权和创作权等。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近些年逐渐成型的新思想体系，目前其传播覆盖面主要集中在国内，在国际社会的知名度亟待开阔，此时让国际社会接触并认知该思想的名称和基本内容成为首要的传播目标。因此，全球智能传播系统对该内容的调用程度是影响该理论国际传播效果的关键影响因素。当下，主要的几个全球性传播的智能媒体平台牢牢掌握在西方国家和资本的手中，话语霸权国家依托算法技术霸权，可对数据调用、模型参数、算法程序甚至用户点击率等要素进行操纵，边缘化与本国有政治利益冲突的发展中国家话语，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消失在现实空间与数字空间交融的全景空间中，形成对外传播的“失声”困境[18]。例如，我国2013年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人类未来团结合作方向与发展路径作出的科学研判和前瞻性构想，却因为动摇了西方构建的国际舆论秩序和意识形态体系，遭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抵制和恶意抹黑。美英澳加等国主流媒体的报道普遍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称霸世界的“野心”，反向解读“天下大同”；德法等国主流媒体虽客观介绍中国政府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却视之为中国的外交战略工具[19]。近些年来，西方国家更是频繁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隐蔽地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明交流互鉴等习近平文化思想理念在国际舆论场域的传播与认同。
（二）反差：政治叙事色彩下的“失真”挑战
“习近平文化思想具有高瞻远瞩的理论和文化视野,融合了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独特特征,具有中华文化包容万象的天下观,彰显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主性以及鲜明的现代特征。”[20]这表明了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一种兼具民族性、时代性和理论概括性的宏大话语体系，因此在文化转译和对外传播时存在一定的难度。国外的算法工程师对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意识形态一直存在偏见和理解困境，由他们创作和调教出来的机器程序在呈现中国文化和理念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真和错误理解的情形。技术之于文明有如利剑双刃,其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和带来的颠覆性变革如影随形[21]。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发布“全球信息诚信原则”时就指出，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加剧了错误信息、虚假信息和仇恨言论在全球层面的扩散[22]。全球范围内的智能技术持续输出针对我国思想文化的错误解读和评判，使得中国的真实形象和理念与西方主观印象相去甚远，智能技术不断加剧中国形象建构的“失真”困境。
与此同时，我国的对外传播长期处于西方的“舆论围剿”之下。西方社会的舆论宣传媒体会有意丑化和歪曲中国的形象和理念，致使西方社会民众始终不能正确揭开“东方的神秘面纱”，对中国社会持有偏见。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持续增强，中国所倡导的国际主张越来越引起全球关注，这进一步引发了西方社会的恐慌和“围堵”。在西方部分国家的操纵下，中国为实现世界和平稳定发展提出的科学主张，被延伸和放大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下的意识形态较量。在这种充满敌视和防备的西方舆论引导下，我国的对外传播建设道路任重而道远。
随着进入智能媒介时代，人工智能成为国际传播中主要的工具和话语创作者，具有相当的凝练性、人文性和灵活性。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我国领导人提出的融科学性与哲学智慧于一体的文化理论成果，具有高度的凝练性、丰富的思想内涵以及灵活的实践适应性。而由算法程序堆砌和组建成的智能机器组成了新的或然率资料库[7]，它是通过算法程序计算出某一个信息段的匹配概率和分布情况，不是出于对内容本身的理解或是基于指向性目标进行的思维创作，只是基于文化和知识上的“榫卯拼接”，难以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准确描述和恰当应用。并且AI驱动的传播模式倾向于将复杂的思想理论简化为碎片化、情绪化的信息单元，容易导致中国发展理念的深层逻辑被误读或曲解。当下智能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决定了我国文化理论在国际领域上传播的艰难处境。“文化隔阂+舆论偏见+技术局限”共同造成了我国对外传播时面对的“话语失真”挑战。
（三）落差：对外传播体系下的“失衡”难题
在当前国际传播格局中，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长期面临“软实力”与“硬实力”之间的结构性落差。中国在经济、科技、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取得的硬实力成就，正在借助国家间项目合作、经贸往来、国际援助等方式不断向国际社会展现。例如，中国在国际社会上被称为“基建狂魔”和“世界工厂”，都是通过经济和工业上的“硬实力”打开知名度。然而，这种技术优势并未同步转化为软实力的传播效能，技术和综合实力上的提升并不能掩饰对外传播能力上的“孱弱”。习近平文化思想中提出的中华文化的深层价值、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内核，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思想体系，仍面临“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中国软实力提升的诉求是喜忧参半：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下各国开始了技术“竞赛”，造成了全球话语格局的重新洗牌，给了我国在国际上话语地位反超的机会；但从传播软实力层面看，生成式人工智能虽然搭建起了高效快捷的传播平台，但我国完整高效的对外智能传播体系尚未建立，导致“硬实力”与“软实力”之间形成较大落差。
面对这一现状，快速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成为当务之急，但当下中国国际传播的“软实力”建设提升面临着技术依赖的隐形陷阱。当前许多传播机构将AI视为解决传播效率问题的“万能钥匙”，但过度依赖技术工具可能面临三重结构性困境：符号表征的扁平化、价值传递的悬浮化以及主体互动的单向化。AI生成的“文化内容”若缺乏对中华文化精神标识的提炼，或未能融入全球受众的共情逻辑，则可能沦为“文化符号的堆砌”，难以形成真正的影响力。这种“技术主导”的传播路径，反而可能使国际受众对中国的认知停留于“工具理性”的层面，难以触及文化认同的“价值理性”维度。
三、探寻智能发展之方：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路径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根基，涵盖意识形态、文化传承、文明交流、技术赋能等多维度的科学知识体系，其实践价值不仅集中体现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实践的引领与指导作用上”[23]，也为全球文化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为重塑“文明冲突”语境下的国际传播格局提供了科学指南。进入智能传播时代，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需要借助智能技术为其传播赋能。智能时代下的国际传播创新路径的搭建，应是一个涉及多主体、多领域、多手段的系统性工程。单一领域的传播技巧和能力的提升，已经不足以适应当下以技术水平、数据资源、政治资本和市场积累等为支撑的全球传播场域。因此，正确的路径是要从用户、认知、价值、场景、生态等五个着力点发力，构建虚实相生、表里兼备、主客统一、多管齐下的国际传播体系新架构。
（一）感官激活：构建多模态智能传播矩阵
信息是基于用户的需求而出现的，不是基于传播者的供应而推动的。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我国的对外传播体系建设需突破单一媒介的局限，构建“文字-图像-音频-视频-交互”于一体的多模态智能传播矩阵。在释放文化传播活力的进程中，强化科技赋能[24]。
首先，通过自然语言理解、视觉模拟和语音合成等技术，将习近平文化思想具象化表达为多模态的文化作品。这就可以避免单一媒介带来的单一感官体验，达成全球用户的全感官激活和新奇性体验，解锁用户对信息接收的新认知。这是一种创新型的“通感叙事”模式，能够实现抽象信息和文化的具象化表达，同时其营造的沉浸式感官体验可以激发受众的兴趣点，无形中消解国外受众对中国理念宣传的抵触心理，在文化和艺术欣赏中自觉接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念内涵和价值引导。例如，敦煌研究院发起了“云游”莫高窟的沉浸式感官体验，海外用户足不出户就可以身临其境观赏到动态展示的敦煌壁画，巧妙运用数字技术提升了中华文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认可度。
其次，运用多模态智能内容产品有助于激发用户的二次传播行为。用户的二次传播行为是当下衡量国际传播效果的重要评判标准。多模态AI作品相比于单一媒介内容，具有更丰富的感官体验和互动性更强的参与体验，有更大概率让用户主动将自己的体验和感受分享给朋友和亲人，成为更适宜实现社交扩散的文化载体。并且，这种社交化的传播方式不仅提高了信息的曝光度，还增强了信息的口碑效应[25]，即通过社交分享的内容经过社交圈层的把关筛选，往往被给予了更高的信任和期待。例如，2025年4月，新华社发布的AI科幻短片《T.A.R.I.F.F》在TikTok和YouTube等平台引发热议，单条视频互动量和转发量超百万次，成为一次成功的国际传播案例。因此，我国的多模态智能传播矩阵系统不光要实现传播内容上的多样和创新，还要搭建易于讨论、转发和圈层化扩散的多维智能平台，相互打通海外智能传播矩阵，实现多平台联动，从内容创新和渠道转型上激发全球用户的传播热情和价值认同。
综上，我国对外宣传组织可以充分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基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多模态智能产品，通过算法优化精准适配到全球目标用户，为目标受众带来精彩的感官冲击和情感体验，继而引发全球用户的二次转化和圈层扩散。并通过“通感叙事”模式有效弥合符号系统的“不可通约性”，将抽象的跨文化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易接纳的、可沉浸的感官联动体验，从而提升我国对外传播的穿透力与感染力，提升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传播效果和价值共鸣。
（二）认知解码：打破文化壁垒的智能桥梁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下，“认知解码”成为突破文化壁垒的关键。从某种程度上讲，认知战就是国际舆论“武器化”的表现形式[26]。当下，我国对外传播受限的根本性问题就是“认知错位”。长久以来，我国都在试图实现有效的文化编码和精准传播以突破中外认知屏障，但由于我国对外传播体系建设不足、渠道搭建不畅，以及全球精准传播的难度较大，海外用户仍然对中国文化存在着较大的认知屏障。因此，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一直未能在国际社会上有突破性的舆论进展。
智能技术诞生后，全球范围内的认知融合成为可能。“人类与平台、算法、机器等非人类主体共同构筑了全新的国际传播景观，将技术优势转换为传播优势成为精准国际传播的大势所趋，而这一转换的依据就是受众的底层认知逻辑。”[26]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可以影响用户思维认知领域的知识新媒介，能够频繁地与用户产生互动关系，因此能够精准地、深层次地把握用户的认知结构和价值取向，实现对目标用户更完整的“认知画像”，有较大潜力成为国际用户间进行认知层面沟通的主要桥梁。
其一，根据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差异化人群进行“认知狙击式”传播。我国的对外传播建设可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多模态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技能，将传播投放从社交媒体时代的模糊感知和地域划分的“粗犷放牧”，转变为智能时代下基于人机互动和精确计算的“微观捕捉”，构建起全球用户的“文化认知坐标系”。通过剖析不同“坐标点位”受众心理特性，针对性突破个体的认知壁垒。例如，对于欧洲国家，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西方世界的“人权治理”和“气候正义”等相关内容的叙事方式，使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与本地话语形成强关联和强对应，使我国的全球发展倡议与当地居民达成认知对接。
其二，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充当不同文化和认知间的“超级翻译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可以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并结合全球海量的数据库资源，解读、分析、定制问题答案。因此，相对于传统的语言文本翻译，生成式AI具有认知解读、文化转译和价值匹配的超高跨文化沟通能力。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体系的对外传播，可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中介和转译器。例如，主动搭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全球智能传播平台，全球用户都可以登录该平台选择适合自己国家和地区文化的智能对话系统，智能机器可以对用户问题进行有效的文化解读和认知适配性讲解，成为跨文化沟通的智能桥梁。
这两种“认知狙击式”和“认知对接式”传播的核心，都在于通过AI实时解析不同文明圈层的价值锚点，寻找中华文化、中国理念与全球多样文化的共性，既保留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又构建跨文化语境下的“最小共识单元”，最终实现从“文化输出”到“认知内化”的传播效能跃升。
（三）价值嵌入：技术与伦理的动态平衡
当下，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模型预训练和深度学习技术实现了内容生产的自动化、个性化与智能化。然而，这种“去中心化”的信息生产机制在提升传播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价值导向的模糊和偏移。而传播的意义不只在于符号的传递，更在于精神的共享。“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是否拥有话语权，除了硬实力外，还取决于其价值观念等能否有效回答和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27]当下，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国际传播的核心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全球智能传播系统主导的认知架构中，实现价值的结构性嵌入，达成技术使用过程中伦理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动态平衡。
数智时代下的“价值嵌入”应努力突破对意识形态机械填充的传统范式，建构一种技术和价值依赖共生的生态秩序。为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要超越“技术-伦理”二元对立的传统传播思维，在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建立一种动态平衡机制。这一机制建立的关键在于确立“文明型技术”的发展理念。一直以来，西方在技术理性的驱使下都推崇“去语境化的通用人工智能”，但去语境化的传播不利于全球文化的沟通和人类文明的延续。因此，未来中国智能技术的发展应追求和建构一种“情境化的价值智能”，即技术系统本身具备对人类文明深层结构的理解力与表达力，并将“价值”作为传播选择的重要指标，把“促进人类社会发展”“推动文明进步”作为全球人工智能机器生产和考核的首要标准。这不仅是智能技术的优化路径，更是对“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的技术化践行。这种标准的制定将大大增强中华文化和理念在国际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也将是中国从技术应用者迈向价值范式供给者的历史性转折。
在推进技术架构深层优化的具体实践中，可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系统性嵌入为切入点，剖析智能传播系统实现价值对齐与功能升级的操作路径。首先是在语料库建构和数据筛选环节，将中华传统文化的经典文本、当代中国发展政策理念以及习近平文化思想等内容进行系统性标注与加权，以增强算法模型对中华文化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等语义体系的理解能力。其次是在算法设计和模型调整环节，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内核和价值取向转化为可计算、可调参、可选用的“高价值参数”。这一转化是要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有效的重新编码，使其既代表着该理念的核心精神和关键标识，又要具备跨文化适应弹性，从而在全球智能传播系统的底层逻辑中确立习近平文化思想的话语合法性。最后是在实际的技术应用层面，建立“人机共训”的反馈闭环系统，展开主要针对于海外用户的认知调研和传播效果评估，持续优化国际智能传播系统对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传播的语境适配度和传播效果。通过各个环节的“价值加权”和“软性植入”，习近平文化思想能够实现从宏观理念向技术逻辑的有机转化，有望在全球的智能传播系统中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价值导向机制。
（四）场景落地：虚实融合下的场域搭建
当前，国际传播的主要方式已经从传统的线性符号传递转向多维的场景建构，这一范式变革的核心在于通过沉浸式、立体化的传播场域搭建，实现文化传播的深层渗透。国际传播在某种程度上正呈现超出虚实边界、由虚向实的信息感知特点和场景转换[28]。场景是以特定时空为载体，融合了人物关系、行为需求与技术媒介等要素构建出的具有明确价值导向与传播目标的交互性空间。列斐伏尔的空间理论认为，空间生产是一种社会性的产品，并非仅局限于物理存在的场所，更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动态生产[29]。空间也不是空洞的容器，其内部被社会关系所填充，并反过来深度影响场域中的人及其社会实践。因此，场景传播不仅仅是指“在空间中传播”，而是通过空间的再生产来重构认知、情感与价值认同。
由此，在国际传播场域中，可以通过将虚拟的数字化空间与现实的可感知场域相联结，把抽象的文化和价值观转化为可体验、可感知的具身实践，以多维立体的场景建构实现传播效果的达成。例如，在游戏《黑神话：悟空》中出现的高精度建模，精细复刻了中国传统古建筑，并在剧情中融入“天命观”“因果论”等东方哲学思想，使得玩家在游戏中用“探索式”学习方式达成了对中国文化的“参与式认知”。这种“由虚向实”渐进的场景传播逻辑，既是对用户“此刻”需求的精准适配，更通过高关联度的情感投射与行为参与形成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与记忆留存，这一过程使跨文化传播实现了从“信息触达”到“价值内化”的质性跃升。
对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而言，场景传播的范式创新同样具有显著适配性与高应用性。
其一，我国的对外宣传组织可以通过AIGC技术刻画用户的动态智能画像。依据用户置身场域量身打造专属的人机交互空间，结合用户的实际需求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理念融入智能传播场域，将文化理念传播转化为可感知、可交互的现实场景实践。例如，我们可以自主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智能AI传播大使”，打造符合中国代言人形象的AI虚拟人物，构建用户专属的中国风格的交互空间，通过个性化、沉浸式和意义化的体验场景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效传播。
其二，通过游戏、展览、“在地化建造”等方式，实现用户对目标理念的场景式传播。例如，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在传授中华文化和进行汉语教育的同时，正逐步成为中华文化的“体验中心”和“展览场馆”。多地的孔子学院门前都摆放了孔子雕像，院校内悬挂中国风格浓烈的大红灯笼，许多学校整体的建筑风格也是采用了中国传统古典建筑样式。学校经常会举办面向海外学生的舞龙表演、诗词大会等活动，让外国友人沉浸式体验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一项目体现了“建造即传播”的场景传播范式，是我国对外传播模式中多维化和创新性的展现。不管是建筑符号传递还是参与式活动体验，都是通过“具身认知”的场景传播模式，强化了国际受众对中国发展理念和文化的价值认同，使“虚实共生”的传播场域实现了从“话语输出”到“价值共创”的范式转型，从而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最佳的创新方案。
（五）生态搭建：加强国际智能体间的合作与对话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语境下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国际传播，既需要掌握先进的智能技术工具，也需要从高纬度的战略层面出发，主动构建一个开放包容、多元共生且具有高度适应性的智能传播生态系统。这不仅仅需要技术平台的有效集成，更需要全球范围内的主权国家、组织、个人合理使用智能技术，共同建立起良好的对话机制和合作秩序。新秩序应突破长期以来主导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的思维定式，以技术赋能为新增长点，推动不同文明主体之间由对抗走向对话、由封闭走向开放、由排斥走向理解的范式转型。这也与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明交流互鉴”和“落实全球文明倡议”等思想不谋而合。
国际传播是信息化的国际关系，而国际关系则是社会化的国际传播[30]。未来，要想实现习近平文化思想以及其他中国文化理念的有效传播，根源是要加强国际合作，消除政治敌视，建立起平等开放、合作共赢、共商共建的新型国际传播秩序。
首先，这一秩序的建立需要技术伦理框架的完善与全球性普适标准的确立，即要求各国在技术发展路径、数据资源分配、算法治理机制等方面达成深度协同与制度共识。
其次，各国可以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所具备的话语解码、情感识别、意义交换与多模态交互等能力，强化国际智能体之间的对话协作，逐渐构建起去中心化、多节点互动的新型智能传播格局，从而实现文化传播广度延伸与价值认同深度耦合的全球共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提供持续动能。
最后，我国也可以借助智能时代的东风，积极开展跨国界、跨学科的合作研究项目，共同探索如何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推进文明互鉴的新途径，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内核付诸于全球实践。这些跨国协作不仅是技术治理的现实需求，更是实现全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的政治智慧的体现。
科技发展的最终目标是要以人类整体利益最大化为根本标准，引导科技进步服务于全人类的共同福祉[31]。唯有实现国家间的平等对话、开放合作与共商共享，才能有效避免技术霸权主义和智能军备竞赛等负面趋势的延伸，推动全球智能传播体系朝着以规则为基础、以价值为导向、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演进。
结语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国际传播正经历着颠覆式的技术变革与范式重构。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智能技术，不仅为中国优秀文化和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更高效和个性化的传播手段，也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开辟了全新的可能。然而“物质、技术与权力在国际传播场域的深度交织，既构成了国际传播体系运作的基础，又型构了其脆弱性的内在机理”[32]。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提升了国际传播的手段、水平、效率和效果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力不平等、资本文化殖民和认知交流障碍。智能技术逐渐沦为西方世界操控全球舆论、打压敌对势力、构建话语帝国的趁手工具。此时，技术上的奋起直追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努力的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新型国际对话交流模式提供了关键性的学理支撑，全面、科学、系统地建构了未来国际社会文明演进下的“社交指南”和“行动规范”，成为中国给予国际社会继续向前向好发展的一剂良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演进，如何实现技术赋能与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将中国优秀文化与科学发展观传播至全球，已成为当前中国发展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我们应主动把握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推动技术、内容与机制的协同创新，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的国际智能传播体系，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国、认同中国理念，为全球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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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海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