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德、魏媛媛：《从传统实践到中国理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可能》-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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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德、魏媛媛：《从传统实践到中国理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可能》

来源：日期: 2026-05-03 浏览次数：

作者简介

李明德，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

原文摘录

摘要：中国传播学“本土性”焦虑的问题，应该从跳脱“西方依赖”，把握自主性作为研究突破口。君子求诸己，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几千年奋进底色，是推动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破局之道。获取自主权，就必须拥有自信，主动寻找，从中国本土思想中汲取养分。立足于本土传播思想，借用克格雷对西方传播学“七个传统”的分类逻辑，中国传播学同样分为七大源流，即政治传统、修辞传统、“关系”传统、心理传统、内省传统、民间俗语传统、传承传统。其中，“政治传统”是古代中国传播的底色，而“关系传统”则是最为核心和丰富的传播实践。传播思想的生成从来都不仅仅是少数的精英言论，而是各类思想互动、融合的产物，我国传播学传统的提出，既是为本土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提供可行方向，为世界传播学提供中国路径的自主研究，又是帮助我们拥有学科自信，构建新型新闻传播学理论的创新研究。

关键词：中国传播学；传播学理论；传播学传统；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理论

问题的提出：从本土化研究到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与习近平总书记在“5·17讲话”所提到的“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内容一脉相承，这两次讲话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建设问题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事实上，关于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最早能够追溯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研究。它们都强调“外来”学科的中国化发展，旨在与中国问题相结合，挖掘中国性话语资源，为中国社会而服务。已有研究也经常将二者进行对比。与本土化相比，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更宏观、更具体，有确定的政治导向性，属于本土化研究的高级阶段。可以说，在层次上前者是对后者更宏观的要求，也是本土研究往纵深处发展的必然路径。在时间上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是本土化研究的核心环节和短期目标，应当放在本土化发展的时间线索中进行考察，将其看作是本土化发展的体系坐标。然而，这一命题的元命题——本土化研究，其是否成立？是否有效？能否论证？却始终是我国学界众说纷纭的论点。作为社会科学的一分子，传播学的本土化讨论也同样如此。

因此，考虑到二者概念的“同根同源”，在谈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之前就有必要先对我国传播学本土化命题的“真伪性”进行辨析，讨论本土研究的价值，同时梳理我国传播学本土化过程的研究成果，以此来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基础和合法内涵。

理解自主：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要求

在“5·17讲话”中，新闻学被确定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11个“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因此，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一分子，新闻传播学在把握自主经验、创造自主理论上有着重要的历史任务。前文已经提到，传播学一直被看作是“舶来品”，需要依附于西方学界才能有创新发展，尤其是构成传播学学科特质的经典理论，大多都由西方学者提出，占据主导性地位。因此，传播学主导方式的“西方依赖”是限制我国传播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技术的迭代发展，媒介对社会的嵌入程度更高，媒介逻辑影响着社会逻辑的运行，形塑了人们新的生活方式，浸润着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科学研究也同样如此，社交平台、直播电商、虚拟技术等新媒介产品的出现都为其他学科提供和扩展了新可能，构成了新的研究对象、研究问题、研究领域。因此，对媒介的关注延伸为对传播学的讨论。伴随着技术革新，传播学已然成为社科领域中的显学“一路高歌”，有众多的交叉学科出现，如传播心理学、传播经济学、发展传播学、计算传播学等。然而，本身就限制于西方传播学的中国理论，在其他学科的讨论和吸收中，西方理论的路径依赖只增不减，受到西方影响较深。因此，在传播学本土化发展缺乏和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火热”的双重背景下，我国新闻传播学知识体系建设的自主性就显得极为重要。

何为自主？在“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已有研究中，自主一词通常被忽略掉，然而，笔者认为，自主才是这句话的点睛之处。自主，与自律、自觉常在一起使用，少有人做分辨，但是自主的内涵更加深厚和丰富，它比自律多一些主动，比自觉多一些持久，是自强不息的品格，是踌躇满志的自信，是把握历史的主动。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独立自主是中国几千年奋进的底色。无论在任何领域，中国都应该坚持自主性、把握自主，获得主动。

自主理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可能

传播学在我国不是走过四十年的发展历程，而是有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与中国文化紧密相连，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价值瑰宝。这些思想资源能够为我们发展中国式的新闻传播学，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现实可能和历史条件。回溯历史，传播学学者克格雷在对传播学研究进行梳理和归纳之后，将西方传播学分成了七大传统，即社会心理学、修辞学、仪式、文化、控制论、符号学、现象学。七大传统既包含了西方传播学发展的各个方向，也形成了传播学研究的各个范式，规定了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框架、方法。这样的论述方式给本研究带来许多思考，思想的生发从来都不只是来源于一隅之地，成熟的思想是各种思潮互动、博弈、融合形成的结果。对于“百花齐放”的中国大地来说更是如此。因此，本文借鉴了克格雷对“传播学七大传统”的论述，尝试归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传统。通过以“传播”一词的内涵出发，对我国各类传播现象、传播实践、传播方式、传播思想进行整理，可以同样发现七类传播学传统，即政治传统、修辞传统、“关系”传统、心理传统、内省传统、民间俗语传统、传承传统。胡百精指出“基源问题法”是研究中国传播思想史最贴切的研究方法。他认为应当以基源问题作为统领，同时使基源问题及其子题形成体系经络，勾勒出完整的知识谱系。因此，按照体系—子题、主脉—旁枝的脉络，笔者又按传播的层次将其分为三个纬度，政治传统、心理传统、传承传统、民间俗语传统是第一纬度，传播范围和传播实践都较为广泛，其内容受到社会和时代的影响较大；“关系”传统和内省传统为第二纬度，围绕着人际或自我之间的相处方式进行研究，是我国儒道释三教最丰富的思想成果；修辞传统则是第三维度，它是通过权衡其中的利弊关系，传播有用的信息内容实现“精准传播”来进行说服的艺术。这些传播学传统中蕴含了丰富的传播智慧，其中，不乏能够为我国构建新闻传播学理论提供更多可能的传播实践。因此本研究将围绕这七大传播学传统，尝试对其中的传播实践进行深刻剖析，寻找传播学的思想基因，希望能够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建构提供一些新思考。

（一）政治传统

梳理中国传播学传统，其中最具有中国特色的就是政治传统。这与我国政治与传播密不可分的特征相关，传播通常都是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途径而存在的，是政治统治的手段和方式。如，在关于古代舆论的研究中，出现了很多“制造舆论”的行为，上层通过形成普遍的舆论和广泛的民意，才能顺势而为、赢得人心，实现更好的统治。这说明了在政治统治中舆论的重要性。可以说，政治传统正是中国文化的底色，是在古代中国社会际遇中所形成的特色社会生态。与西方不同，从秦朝开创大一统局面之始，我国集中统一的封建王朝便在中国历史中持续了几千年，政治因素在中国社会发展中占据很高地位，是社会运行的核心所在。除了在舆论上，史官、布告、报纸等媒介物及其传播者都是由官方“创造”的，统治者需要媒介和传播来扩大影响，从而能够更好的维护统治，可以说，大规模的传播实践是产生于政治的需要。

（二）心理传统

在心理传统上，我国古代虽然没有产生专门的心理学科，但从历史典籍中可以发现，在心理现象或者心理活动上已经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同时与哲学、社会学、兵法、中医学联系密切，如在《周易》《尚书》《孙子兵法》《黄帝内经》中都有很多相关论述。尤其是我国古代还曾出现了一批善于揣摩和运用心理技巧的谈判家、政治家、博弈家，甚至在宋明时期还形成特殊的“心学”传统，成为后世学习的重要思想资源。心理是主体特有的人格特质，心理活动通常需要用语言表达出来，只有恰当的把握心理才能够进行有效的传播；反之，传播中人际关系的程度同样能够反映出一定的心理状态，交际和传播中的心理现象是心理研究面向社会场域的重要方向。因此，纵观我国古代的心理思想，很多都与传播学思想紧密联系，是“说服”他人的一体两面。

（三）传承传统

如果说政治传统是统治者在横向扩张过程中的传播实践，那么传承传统，就是为凝聚共识，实现思想共同体而进行的传播内容的纵向连贯。源远流长，这是中国文化最核心的特质。从国家到家族，我国任何文明成果的传播过程都能够体现出“传承”一词。在国家层面，传承通常与符号相关，原始的图腾符号都有关联内部、区隔外部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彰显了领导者威严，也成为部落内部的标识；另一方面则是与外姓种族划分的依据，一种精神和信仰的区隔。中国最经典的“龙”“凤”符号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在古代农耕时代，农事需要依靠天气而行，由于崇尚天气的作用，龙被人们尊称为“雨神”。《山海经·大荒东经》曰“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应龙是记载中最古老的龙，在黄帝大战蚩尤中，曾跟随黄帝参与此战，这句话意为，应龙一旦犯错，就可能长久不下雨。可见，龙之始被看作是带有灵性的神，掌管降雨，而雨在古代是祥瑞的象征，早在先秦时便出现了专门祈雨的“雩礼”制度。随着我国古代大一统政治局面的进一步巩固，为维护统治，皇帝又将龙符号进行自我指涉，龙有了政治的隐喻。龙，即代表天子、皇帝本身。龙袍、龙子等词都显示出皇家的尊贵地位。在现代社会，龙的内涵则进一步扩大，龙符号已经发展成中华民族的代表，华夏子孙的精神标识，“中国龙”也成为世界认识中国的经典标志，我们华夏儿女都被看作是龙的传人。

（四）民间俗语传统

我国古代的传播成果不仅是王室贵族、文人儒士、专职人员的传播实践，更是普通大众的传播智慧。因此，对我国传播学源流的梳理就不能离开民间传统。从俗语等语言形式来看，其本身就体现了我国古代的传播智慧。我国的神话故事、民间俗语、谚语、歇后语、成语，都是将“庙堂之高”的高深语言转变为“江湖式”的浅显语言，由于易懂、简练、便于传播，所以成为广泛熟知和流传至今的思想精华。如孔子关于语言的论述，在流传中就被缩短为成语“巧言令色”“察言观色”。除此之外，还有群众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后而自创的语言形式，同样由于简短、通俗、有理、“接地气”，便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代代相传的真理。像“知足常乐”“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寸光阴一寸金”等俗语如今读起来都能感受到古人的聪明才智。这些俗语中蕴含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精华，是我们生活实践的指导，同时，我们也在生活中不断印证和践行古人的实践成果。

（五）关系传统

关系、人情是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从此视角出发，费孝通将中国社会的结构特点称之为“差序格局”，这是中国社会科学中最富有影响的原创性理论。其意思是中国人待人处事的方式和规矩制度，就犹如水波一样层层向外，形成差距较大的波纹。而这“差序”的依据则是“关系”。中国人总是非常重视血缘、亲缘、地缘等各种关系，因为亲疏远近而行事和交往。从古至今，关系在中国社会中都显得极为重要，由此所形成的人际交往实践也成为我国传播学思想资源的宝贵财富。我国著名的本土社会学学者翟学伟教授早在2008年就已经创造性地提出了本土传播学的“关系”视角。依托于“差序格局”等已有的中国理论，对关系的研究也可能成为中国传播学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因此，将关系学说列为我国传播学研究的分类之一，是名正而言顺的。同时，正是由于中国“关系”传统内容丰富，且已有诸如社会学等成熟的相关理论，因此，本研究也想尝试在传播学中建立与之相关的理论框架，将中国经验转化为中国理论，为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理论提供可能性。

（六）内省传播

从春秋之始的道家学派，到王阳明的心学悟道，向内的思想活动总是文人在乱世中修身养性的一剂良药。《中庸》中讲“君子慎独”。只有“独善其身”才能推己及人，有“兼济天下”的可能，因此，向内的内省传播是其他传播活动的基础。老子在《道德经》中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能够反省自己，然后克服自身弱点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能和强大。这也是内省的浅层目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己与彼的关系中，认识自己是判断二者关系的基础，只有通过认识自己才能够更好的认识别人。

而至于内省的最终目标，则是关于人类生命哲学的省思。内省之人，不在于外人，更不在于关系之中，而是于天地之间、于万物之间、于山水之间、于真理之间。老子认为“知足者富。”这里的富是精神的富有，是内省活动的乐趣所在。只要天道运行不息，自我的精神和内省传播同样奔腾不息。

（七）修辞传统

修辞之术是中西方都存在的传播学传统，与古希腊人能言善辩的传播实践一样，中国古代也有一批人以言辞游说四方，说服他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领袖都曾有过游说的传播实践。其中，纵横家更是作为“修辞”的代表，以擅言辞和洞悉人心为长，为中国传播学的修辞论证传统作出贡献。事实上，对于纵横家的研究，即使是在我国逻辑学或者是哲学中都较少，很多学者将其论证方式看作是“诡辩”，因而无法认同。但是纵横家的“光辉战绩”即使是在“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中国历史上都十分罕见。苏秦佩掌战国六国相印，张仪帮助秦国一统天下。战国能与帝王将相“谈判”“争论”“协同”的莫过于此，可见，纵横家的实践和影响都很丰富。

构建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路径

从本土化研究到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新闻传播学的中国化发展已经成为政治和学术的双重任务。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也应该向更宏观的视野转变。在中西方研究格局中树立我国的学科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实践自信，找寻中国特色的研究问题，服务中国社会、应用在中国，完善中国传播学研究版图。同时，与世界传播学研究接壤，从中国特质中挖掘全球视野，为全球传播学研究贡献中国力量。

（一）理论自信：与西方传播学理论平等对话

从中国本土思想资源中挖掘，可以发现，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与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交融交织，是一个繁荣丰富的思想体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古代中国已经有充分的传播现象和传播实践，足以称之为中国传播学。而建构中国传播思想体系却是一个庞大的工程。

（二）明察时局：认清西方的传播优势和我国对外传播

任何思想都是全人类的精神产物，本不应该将其分开讨论，但是联系社会现实和国际背景，西方传播学根植于资本主义土壤，脱胎于资本主义传播制度，固然将为资本主义提供支持。因此，在这样的全球视野之下，也必然需要明察时局，拿出中国式的传播学与之“抗衡”和“对话”。

（三）文化自信：挖掘本土化文化资源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动力来源，文化自信则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使命感、责任感、自豪感相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推进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支撑，因此，传播学学科想树立文化自信，就需要从中华独特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基础，以其作为支撑。中华民族文化已经积累了五千年，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而传播活动则与人类的实际生活相关。

（四）实践自信：跳出与西方对照的自我审视寻找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原理

前文一直探讨中国传播的理论问题，诚然，中国本土传播学只有传播原理和传播思想，还未有完整的理论框架。理论作为实践的指导，其整理和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而我们所讨论和呼吁挖掘本土传播资源的意向正在于构建中国传播学理论，中国古代哲学家王阳明讲“知行合一”的思想，中国传播理论也应该能够反向指导具体的实践活动。

余语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早已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对于传播学这一外来学科更是如此。然而，普遍的讨论却仍然在“呐喊”阶段，在外层打绕，缺乏对自主的认知以及行之有效的具体路径。由自主出发，既要认识到知识的创新性、独特性，又要避免以往的依赖性、跟随性。概念和理论是知识享有学术地位和权力的开始，是学科特质的底层架构。考虑到我国丰富的传播实践和传播思想，从实践到理论的转变，自主理论的形成是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能够构建的初始任务和必要环节。本研究从克格雷的思想传统出发，秉持着构建“体系”的观点，在宏观上将中国传播学的传播分成七类传统。希望能够为各传统的理论构建提供新的思考。尤其“关系传播学”更值得我们注意，人处于各种关系之间，“关系”是世界普遍的社会现象，但由于我国特殊乡土环境，亲缘、地缘关系错综复杂，关系的维系和运用又成为我国特殊的社会实践。社会学本土化中费孝通、翟学伟等人都已经为关系研究的发展做出贡献。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者林南从关系得到启发，让关系研究进一步走出国门。因此，从关系角度入手作为理论建构开始，不仅能够传承之前学者们丰富的研究成果，构筑循环发展、人数众多的中国学派，还能够让世界看到一脉相承、饱含中国特色的东方名片。诚然，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本身就是庞大和混杂的，对它的研究来说，这也只是思想的一隅。此外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还需要处理好四层问题，第一是与本土研究的关系问题，如何在本土研究的发展过程中进行补充。第二是学术实践与国家战略的关系问题，如何将学术研究倾向与政治导向进行结合。第三是理论与思想资源的问题，如何看待二者的区别，同时将思想资源上升于理论的高度。第四是理论结合的体系问题，如何能构建起多样理论脉络，将中国传播学理论构筑成庞大的知识武器。

推介文章：李明德、魏媛媛：《从传统实践到中国理论：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现实可能》，《华夏传播研究》2025年第1期。

(本推文为论文节选内容，全文可通过中国知网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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