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崇拜作为青年群体对待技术的主要态度倾向，实质上是人与技术关系在数智时代的反映。在技术向人类时空维度全面拓展的现实境遇下，其衍生出数据崇拜、速度崇拜、算法崇拜等心理和行为，影响着青年的价值观念。
（一）数据崇拜
数据崇拜是青年数字化崇拜最显著的特征。2013年4月，大卫·布鲁克斯发表文章《数据哲学》，首次提出了数据主义的概念。[4]尤瓦尔·赫拉利在此基础上对数据主义的特点进行了界定，即一切都以数据为起点。这意味着数据成为人类的思考原点和价值旨归。需要指出的是，在此提到的数据不仅只有数字的表现形式，互联网将一切内容形态都制造成可量化的指标，文字、图片等都能用数据来统计。然而，极端的数据迷信致使数据凌驾于用户之上。在此背景下，青年用户对数据的解读也同样发生了改变。数据既是传递着的信息，也是信息的表征，不仅具有传统数字的价值效用，也在互联网语境下生成了新的内涵。流量和数据渐渐成为青年用户在互联网实践中行动的重要牵引。数据崇拜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第一，推崇数据的评价作用。数据是互联网运行的基础设施和权力规则，是数字产品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在长期的技术实践中，青年深受“数据主义”影响。诸如网红的直播带货、明星的流量打榜、滴滴司机的服务分值都需要数据，甚至其在购买商品、选择餐厅时也需要考虑“数据”才能作出决定。以近年来较火的“团播”为例，它将选秀机制与直播形式巧妙结合，用户可在众多主播中选择“最喜欢”的进行打榜，流量数据决定了单人主播的出镜机会和站位排序，也在无形间控制着主播的生存境遇。数据的背后是“优质”的象征意义，青年成为数据信徒，凭借数据的留存进行价值判断。可见，大数据将生活转化成数字，“即编译成0和1组成的序列”[5]，人和物都成为数据世界的代码。此外，更需警惕的是，数据不仅成为评价外部世界的工具，也在文化规训中衍生成框定自我的准则。例如，Keep、番茄ToDo等自我管理类APP在青年群体中广泛流行，它通过设定虚拟任务的形式，完成对自我的量化控制。在此过程中，数据不断被神化，作为个人“自律”“克制”的象征，亦充当了社交货币的角色。数据自我评价与外部世界的长期绑定，也最终演变成群体性的“生存惯习”。
第二，数据的自愿生成。作为数字时代的底层逻辑，数据已嵌入青年的个体生活中，塑造着他们的交往方式和生活习惯，社会化的数据行为和量化的自我实践产生着大量的个体数据。[6]从智能手表等身体数据到感官设备延伸的数据，在其主动配合下，通过实时监测和前置预测，青年的运动、健康、饮食、情绪等信息都以数据的形式保存在云端。技术的具身关系让数据的获取更为便捷。正如尤瓦尔·赫拉利所揭示的那样，“数据将比人类更了解自己”。需要指出的是，这是青年自愿、主动的数据生产活动。在“数据至上”的实践中，青年用户逐渐成为数字资本的囚徒，将自己裹挟进柏拉图式的数据“洞穴”。进而，数字资本依靠收集、分析用户自愿、主动生成的数据，影响其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利用用户信任实现数据霸权。
（二）速度崇拜
维利里奥认为，速度的实质就是时间与空间的关系问题，是技术不断摆脱自然设定的运行方式。[7]在技术文化影响下，“速度美学”成为数字化崇拜的衍生品。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技术塑造的机器时间不断入侵自然时间，人类传统的自然节奏被机械手表和“八小时工作制”打破。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带来的便捷性、高效性与青年需求相吻合，使它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和资源，帮助青年更好地适应社会变革和应对竞争压力。在技术与资本的共振下，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刺激了青年用户对高效率的追求，滋生出速度崇拜。
一方面，从具体实践来看，加速构成了青年的生活环境，成为主导青年日常节律的重要力量。在生活领域，影视作品的倍速观看、今日达的购物需求、快餐式文化、速成式学习等都是潜在的速度崇拜表现。在竞争和焦虑的心态下，青年试图通过加速运动来追赶时间，以重塑与自身所处环境的稳定关系，实现内心的“匀速”平和。在工作领域，高效率被推崇为更成功、更专业的表现。如新闻行业的“抢新闻”、金融行业强调的高频交易等，衍生出“多线程处理”和“碎片化工作”的模式，消耗了青年真正深度思考的时间。在速度暴政面前，青年开始与他人甚至自我竞赛，加剧了人类生活的异化。
另一方面，速度崇拜体现在青年的心理机制上。速度崇拜通过改变青年的时间感受，进而影响青年的价值观念。相比于数据崇拜，它更多是无意识的反应。罗萨将加速定义为“一段时间内，事件密度的增加”[8]。在数字时代，各类信息呈现出碎片化、零散化的点状样态，热点在其中频繁更迭。即使时间本身的流向与流速从未改变，但由于单位时间内的事件增多，人的时间感受逐渐加速，速度崇拜便内嵌于人类深层的价值观念中，成为制约青年行动的结构性力量。一是速度成为评判优秀与否的重要标尺，“唯快不破”的叙事强制扭曲了工作节奏。二是“速成法则”成为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圭臬。他们忽视深度求索的体验过程，转向对“速通”的执着追求，逐渐形成了个人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念和普遍浮躁的社会风气。
（三）算法崇拜
算法实践是数字化时代的新产物，形塑着青年数字空间中的主要活动。算法的旨归是有效解决问题，因此彰显着强大的技术力量和数字权力。作为数字时代的基础架构，算法嵌入到主流的社交平台、内容聚合平台、搜索平台之中，是平台智能化的重要参数。它在构造流量、留存用户、迎合青年上的效用巨大，在“猜你所想”的迷雾中衍生出青年用户的算法崇拜。
第一，讨好和谄媚算法。在数字时代，如果说数据是社会资源的重要形态，[9]那么算法则决定着资源配置的具体情况，成为嵌入社会规则的技术权力。当下，从生产到消费的转换需要借助中介平台，这就导致需要通过讨好谄媚算法，以获得更多曝光机会。当前，网络平台的营销已经有严格的黄金准则。例如，在标题上通常使用算法容易识别的关键词，在内容上套用算法偏好的固定格式，在话题上更是紧随热点，将其视作畅销的“流量密码”。用户媒介实践只有迎合算法，才能获得算法倾斜和数据流量。在社交需求和资本塑造“网红梦”的影响下，青年用户以培养“算法思维”作为必要能力，乐此不疲地进行追热点、赶流行的数字劳动。
第二，依赖和拥护算法决策。在推荐机制的影响下，算法通过关联匹配、内容评分、协同过滤等方式精准推送用户喜欢的内容，提高了内容分发效率，满足了青年用户的信息需求。同时，算法也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分析青年用户的反馈行为，使其自身不断得到优化和修正，实现了技术与人的双向耦合。由此，二者共同营造了算法与人“心意相通”的幻象，这构成了算法崇拜的情感基础。在庞杂的信息面前，对算法的盲目迷信使得青年依赖和拥护算法决策，认为算法推荐即是问题的“最优解”。进而，自我认知让渡于算法认知，独立思维让渡于依赖心态。在算法的不断驯化下，用户逐渐放弃思考习惯和判断能力。
数字化进程塑造出无所不能的技术神话吸引着青年用户，技术所蕴含的价值偏向被无限放大，使得传统“技术中立论”的诠释力度逐渐式微。数字化崇拜不仅是用户主观的价值观念，更是数字技术促逼的结果，体现了人与技术双向耦合的实践方式。数字化的技术环境、青年用户的崇拜心理、数字资本的鼓吹三层动因共同缔造出技术神话，促成数字化崇拜。数字资本主义在资本逐利性和扩张性的驱动下，逐渐将青年引入数字陷阱。
（一）数字化生存的现实提供技术环境
数字化生存的现实状况给数字化崇拜提供了依赖空间和技术条件。海德格尔认为，“技术不再只是单纯的、赤裸裸的工具，而是生活方式，是世界构成的主要环节”[10]。在伊德那里，这被称为技术的背景关系。[11]当前，技术作为背景嵌入青年的生活，成为青年体察和参与世界的方式。在数字化逻辑下，数据流量直接与经济挂钩，算法技术成为支配用户注意力的核心，更通过制造消费符号的方式，助长了用户的野心和欲望，放大了青年用户的消费需求。新技术展现出的诸多优势，让投身于数字化环境的青年用户对技术塑造出的观念表现出深刻认同。青年沉迷于创造新的数字身份，不断地仰视和崇拜数字技术。
生活技术化与技术生活化的高度融合，使得青年数字化生存不仅是生活方式上的，如数字生产、消费、劳动、生活等，更是文化思想、价值观念上的。技术要素已经成为塑造青年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因此，尼克·西弗在研究算法平台的社会实践时提出了“算法文化”的概念。[12]这表明数字化产品所展现出的价值观念正在通过智能排序、推荐、筛选和互动等方式逐步入侵人类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入侵是一种“促逼”式的暴力机制，算法的“主动投喂”将人类强制地同质化到机器生产系统之中，规制其价值观念的形成。对于思想观念尚未完全成熟，且积极接受数字化生活方式的青年而言，其价值判断则更容易受到影响。
（二）用户主观的崇拜心理生成技术想象
用户的心理机制给数字化崇拜提供了主观可能。事实上，技术崇拜的基因早已存在，技术追捧的本质体现了根深蒂固的理性主义偏向。从毕达哥拉斯和莱布尼茨“通过计算解决争议”的数学崇拜，到图灵测试和CTD定理的计算机崇拜，再到如今的通用式人工智能，技术的自动生成、自动学习能力已经能够同人类一样广泛地胜任智能任务，几乎真正实现了凯文·凯利所讲的技术生命、技术意志。[13]在算法强大的暴力美学的加持下，数字化崇拜也达到了顶峰。
客体的强大刺激了青年的技术想象，给技术赋魅。青年群体由于正处于好奇心和求知欲最旺盛的阶段，更容易被技术神话所吸引，对数字技术产生盲目的依赖和崇拜。数字技术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在某些方面突破了人类经验知识的盲区，人无法通过已有的认知形式进行处理。“物自体的不可知”更为物本身增添了神性。当下，在青年的数字生活实践中，无人驾驶、外卖平台、直播电商、远程通信等数字活动随处可见，“一键点击”式的生活模式让线上空间和线下空间得以充分整合，技术则被资本包装成无所不能甚至是超越人类智能的存在。这种快速迭代和超越既有经验与认知的数字技术所制造的光晕，让身处数字生活实践中心的青年持续陷入数字化崇拜之中。
（三）数字资本刻意营造技术幻象
数字资本的逐利性给数字化崇拜提供了根本动力。资本刻意营造的技术幻象不断吸引新用户完成圈地运动，进而构建更庞大的资本增殖体系。这种幻象的核心在于：将技术描绘为自主演进、普惠人类的中立力量，从而遮蔽数字平台对用户劳动成果的无偿占有，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型剥削关系。
首先，数字资本借助媒介平台对感官经验进行系统性操控，为技术崇拜奠定基础。媒介作为人类感官的延伸，在算法推荐、界面设计、交互反馈等机制的加持下，不断刺激用户的视觉、听觉乃至情感反应，形成一种沉浸式的数字体验。这种体验被精心包装为“便捷”“智能”“高效”的象征，使用户在无意识中将技术效能等同于生活价值。这种感官驯化不仅强化了用户的数字产品黏性，也利用数字景观影响用户的思维方式。
其次，数字资本通过符号建构与意义赋予，营造了技术“无所不能”的舆论氛围，刺激青年数字化崇拜心理的加深，完成对技术神话的意识形态编码。在数字资本主义语境下，技术不再只是工具，而被赋予身份、地位、声誉、名望的象征意义。一个高粉丝量的社交账号、一段被广泛转发点赞的内容，都成为个体社会价值的外显符号。媒介通过网红叙事、平台排行榜等方式，使符号衍生成固定资本，将这些符号编织进日常生活的意义网络甚至进入社会的文化系统，使其成为青年群体竞相追逐的评价标尺和文化资本。在这一过程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异化。青年用户一方面高度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陷入对数字技术的盲目崇拜，逐渐丧失对技术逻辑的批判能力。
数字化崇拜体现了数字化逻辑下人对技术的态度和情感，以及技术实践对人的价值选择的影响。一味地追捧技术，必然会受到工具理性的反噬。青年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其价值取向代表了未来社会的价值取向[14]，必须引导青年正确认识数字化进程中数字技术的作用，处理好人与技术的关系，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念。
（一）引导作为实践主体的青年回归现实锚点
技术神话衍生出数字化崇拜的价值偏向。当技术的自动化生成能力削弱人类用户的自主性时，后者将产生失序感和无意义感。因此，对用户而言，如果想突破主体性被不断重构的怪圈，则需要勇于跳出数字牢笼，通过寻找现实锚点，回归真正的生活。
第一，确定数字技术的角色定位和介入边界。一方面，青年用户应当提高技术素养，了解技术的底层逻辑，主动培养批判思维，具备厘清和辨析数字化问题的能力。此外，学校等相关部门也应当完善数字教育，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教学活动，创新多样系统的教育方式，将算法批判、技术哲学等融入思政课程，引导青年的数字实践。另一方面，作为数字原住民，青年用户还需在积极融入数字生活的同时，避免数字技术过度介入个人生活，确立“技术围城”的核心边界，保护自我思考和判断的空间。
第二，回归现实锚点。正如罗萨所言，美好的生活最终也许就是意指生活中有着丰富而多面向的“共鸣”经验。青年应当打破技术幻象，避免过度沉迷于虚拟空间，寻找现实空间的意义链条，构建真实感受和个人价值。青年用户应当重视人与人的社会性联系，重建真实、有温度的社会联结，在日常生活中培育信任、责任与共同体意识，激活人的社会性本质，在数字时代重新锚定人的主体地位与价值归属。
（二）树立人与技术主体平等的价值理念
长期以来，技术被看作人的对立面，是“形而下”的物质世界，人总是优先于技术存在。而在数字化进程中，技术呈现出的强大能量却扭转了这一局面，尤其被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用户广泛追捧，引发对数字技术的崇拜。无论何种态度，在认识论视角下人与技术的关系似乎总有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在数字化逻辑深刻嵌入人类生活的时代背景下，如果让认知鸿沟继续，恐怕将进入齐林斯基所讲的“不合时宜”的状态。[15]
在拉图尔看来，承认技术的自主性，才能避免进入数字化崇拜的纯化还原倾向——用物来解释人。与之类似，唐·伊德在论述人机关系时指出“他者关系”，认为承认“技术他者”实质上就是承认了技术的自主性。在数字时代，人与技术共同塑造了自主环境，二者应当是“超对称”的平等存在，没有先后和高下之分。作为数字社会的新生力量，青年见证了当代数字技术的裂变发展，在多元价值和思想交汇下更容易生成技术接受能力，是塑造和践行数字价值观的先行者。因此，必须引导青年正视数字化力量和技术本身，在价值认知上构筑平等观念。
（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青年的数字生活实践
人与技术的关系指向的应该是共生、共存、共同协调的世界。保罗·维贝克提出了“技术调节论”，认为技术不仅仅是人类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性、客体性存在，还是人性的一部分。[16]数字化时代，技术的优越性已经不断显现，人类通过大数据、大模型能够精准获取大量信息内容。所谓“物尽其用”，象征“工具理性”的技术能够突破人脑的容量和计算量，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可以克服青年的经验性不足，最大限度保证公平、正义的实现。青年正以数字方式勾勒自身的生活图景，人与技术将是彼此互构互助的关系。
尽管我们强调技术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就将取代人类，对技术的纠偏实则也是对其背后的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抵御。如果说树立平等的价值理念和提倡互构的价值实践是正视人与技术的关系、承认数字技术自主性的必然选择，那么坚持正确的伦理道德，确保主流价值观的引导地位，是守住青年价值判断和价值规范的底线。数字时代的技术被赋予了众多权力，大部分技术体开始需要在“工作中”作出价值选择和道德决策。如何有效识别弱势群体和避免伦理冲突，已经成为人类亟需解决的问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要义，彰显了中国的精神谱系，无论数字化逻辑如何影响人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是树立正确数字价值观念的应然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