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在校报工作整10年之时，我被调整到了宣传部办公室任宣传秘书，主要工作有两项：新闻宣传和媒体联络。前者系校报工作的延续，后者属新增工作。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和媒体的接触频繁起来，包括新华社陕西分社、人民日报社陕西记者站等中央媒体和省市地方媒体，结识了一大批媒体朋友，对媒体也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那个时期，西安交大每年被各类媒体报道的新闻达300多篇，数量可观。
这里有段小插曲。在宣传部办公室工作，意味着对外联络的广泛和多元，校外机构找上门来的合作也就多了起来。有时候找不到别人去做，就只好自己顶上。记得1994年前后，西影厂一个摄制组受省委组织部委托，要为一批优秀党员拍摄专题宣传片，因有西安交大的优秀党员，他们希望交大宣传部予以协助撰写脚本。左顾右盼，大家手头都有干不完的活，我只好自己承诺下来，利用周日，写完本校内容，再应邀西去宝鸡，东到临潼进行采访，先后撰写了4个先进人物的电视专题片脚本并拍摄成片，在省台播出。遗憾的是，那时没有保存电视片的工具，现在只能靠记忆搜寻。这份体验给我最大的收获是，电视上的人物报道与报纸上的人物通讯在写作上有很大的不同，除了人物真实面貌的反映，其细节、故事、场景均要服从于电视的拍摄要求。也算是对电视媒体有了初步了解吧。
1996年3月，交大百年校庆前夕，我被任命为宣传部副部长，分管对内对外宣传和办公室工作。没有任满一届，1999年3月，时任校党委分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找我谈话：你是愿意留在宣传部继续从事宣传工作还是愿意离开宣传部去做专职主编？从学校说，你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得很好，舍弃任何一方都是遗憾；但从教育部政策讲，不允许党政干部经商办企业，因此你只能选择一个。
当时，我不假思索地说：我去杂志社吧。领导说：好吧，你虽然去了企业，但仍保留副处级待遇。
那么，杂志社又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话长。那是1993年我即将离开校报之时，时任交大电视广播中心主任的张迈曾老师（后出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安交大党委书记）找到我说，他正在组织力量给交大家属院安装闭路电视（后来称有线电视），因其频道多、图像稳定、接收方便，深受大家喜欢，但找遍图书馆，就是找不到有线电视接收、使用、维修等实际应用的指导类书籍，万一出现故障没有办法维修维护，很是急人，咱们能否编写一本使用手册类的资料供大家阅读？
张迈曾老师是一位思维很敏锐、思想很超前、很有洞察力而且做事雷厉风行的人，他的想法总是很独到很有创意。我在校报的时候（那时他是校广播台台长），我们就一起合作采写过大量新闻报道，彼此都很了解。我想，他提出办这样一份资料性的东西，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便愉快地答应了。
在筹办过程中，思考又朝前走了一步：干脆办成内部期刊，命名为《有线电视》，我被指定为执行主编，具体负责期刊的筹办。于是，白天8小时之内我们从事着宣传部的本职工作，8小时之外则加班加点通宵达旦做杂志筹办的事。
同年5月，恰逢首届国际有线电视设备展览会在北京国贸中心举办，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们拿上创办国内首份有线电视杂志的约稿函闯进了展览会，在几场学术会上，一有机会就推介，见专家就约稿———那时的专家们很少有架子的，听我们要办这么一份期刊，先是吃惊，再是赞赏，更是支持，让我们信心大增。拿到了几篇发言稿，回来后我们就着手编辑第一期。毕竟约稿有限，加之我们对有线电视的认识模糊肤浅，因此创刊号实际上是大杂烩，技术类的、文化艺术类的、影视编辑类的稿件都有，包括歌唱家冯健雪、音乐家赵季平的专访也都登上了期刊，可谓五花八门。
但就是这样一份期刊，万万没想到，创刊号印刷3000份，寄往全国各地包括企业、高校有线电视台站以后，引起的反响用“如饥似渴”“惊天动地”来形容一点不过分，四面八方的信函从全国各地飘然而至，一个共同的心愿是希望尽快看到第二期第三期。作为编辑，别提内心的激动有多么强烈。
激动过后，张迈曾老师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期刊如何定位？到底是办成文化类还是应用技术类？几位编辑各抒己见，终难统一。于是，张老师邀请陕西省内十几家有线电视台负责人来校座谈，面对创刊号，向大家发问：这是不是你们心中理想的专业期刊？这次座谈，对期刊定位和发展方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避免了技术人员不想看到文化类内容，搞编辑的不想看到技术性内容，在反复权衡之后，确定了内容的单一性：纯粹的有线电视技术及应用期刊。因此，这份期刊从1993年至今，一直属于科技期刊，而不属于人文社科期刊。
市场决定需求，在期刊深受欢迎之时，我们对它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一不做二不休，又想着如何将期刊由内刊办成公开发行。在经历了一年半的内刊运行之后，1995年元月就真的实现了公开出版；为了在竞争中掌握先机，我们顺势而为，第二年又将刊名由《有线电视》成功更名为《中国有线电视》，从刊名上确立了它的“权威性”，一直沿用至今。其中所经历的艰难曲折，可以编成剧本，限于篇幅，不细说了。
但有几点还是值得一提的。第一，这是全国第一份也是最早公开出版发行的有线电视专业期刊；第二，这是全国最早参加展会并购买展位推介自己的专业期刊之一；第三，这是最早在全国开展技术培训，并主办专业展会、学术论坛的专业期刊；第四，这是唯一进入过北大核心期刊目录的有线电视专业期刊；第五，这是唯一一本由中文专业背景的老师担任主编，并在创刊伊始就提出主编智慧+专家素养组建编辑团队、由编辑期刊到经营期刊再到期刊经营编辑理念并获得成功的专业期刊；第六，这是唯一一份获得教育部优秀科技期刊一等奖（教育部发文此奖等同于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主编应邀于1999年在教育部主办的科技期刊论坛上介绍办刊经验的有线电视专业期刊；第七，更加重要的是，这是国内较早（从1993年创刊开始）没有专职编制、没有经费支持、完全依靠市场化经营实现企业化管理的专业期刊，曾被当作文化产业的先行者、示范者被有关部门重点支持的专业期刊。
办刊有酸甜苦辣，更有收获欣慰。期刊获得第一个广告支持的情境依旧历历在目，那是1995年元月，我和张老师提上公开发行的第一本杂志来到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那时的中关村还比较质朴，门禁也不严格，我们拿上杂志挨家挨户敲门进去，介绍杂志，组约稿件，联系广告，跑了一上午没有收获，蹲在寒风呼啸的北京街头，吃着三轮车上5元一份冰冷的盒饭，心中不免感伤。但不管怎样还得吃饱，还得继续拉广告推销杂志。一个下午又是无功而返，让人不免抱怨起北京怎么4点半这么早就下班、就找不到人了，而西安的下班时间是下午6点呀。张老师提出，我们自费坐一次出租车吧（那时，财务规定普通教工出差，出租车票不能报销），你朝右看，我朝左看，看见电子公司、有线电视公司的招牌就下来联系工作。我因感冒发烧，真想休息，但就是想做成一件事，证明自己还有这样的能力，心中无形的力量牵着我们朝前走。也不知是在什么街道，张老师突然大喊停车，原来他看到了“北京利国电子公司”。我们敲门而进，一位工作人员正在看报，言谈中得知他是公司老板，知道了我们的来意，他变得有些小激动，一是全国终于有了公开发行的有线电视专业期刊，而他们的主打产品正是有线电视产品；二是为我们的精神所感动，说你们看，我们的员工已经下上班了，你们还在奔忙，当即拍板：做6期彩页广告。我们激动得差点跳了起来，要知道，这是我们期刊获得的第一个广告支持，而且一做就是6期，还是彩页！可是他又说了，先做3期，看看有无效果，也看看你们期刊的影响，再决定后面3期是否续作。这几句话表面看是对我们有些不放心，其实是金玉良言，是对我们的鞭策，是希望我们把这份杂志办好，不要辜负了期望。
当学校领导知道我们拉来了第一份广告之后，对我们也是肯定有加，大力支持。当然，这跟我们加班加点并没有影响本职工作、交大的新闻宣传工作依旧有声有色有很大关系。创刊20多年来，我在期刊先后做过执行主编、主编、社长兼总编并出任企业法人，也正是它的企业性质，2015年4月西安交大创建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并任命我为创院院长之时，作为校管干部，便是我必须离开《中国有线电视》杂志社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