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难得放晴，秉持着“短暂逃离网络喧嚣世界”的想法，我来到了兴善寺西街，寻访“小红书”上著名的旧书摊。据说这里是西安市首个得到官方允许并统一规划的旧书摊市集。
从雁塔区第一幼儿园一路向西，直到大兴善寺东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整齐划一摆有二十多家摊位，且都配有统一的绿色桌布和遮阳伞。十点到达的时候，摊主们正在整理书籍陆续准备开张。各种新书、旧书、古书、杂志、连环画应有尽有，仔细看摊上还售卖烫着画的葫芦、老式收音机、磁带机、薄膜唱片等古旧小玩意儿。
作为城市公共文化空间，路遇不少专门来挑书的旧书爱好者，也有刚从大兴善寺里出来的外地游客，偶有路过的小情侣、学生，走走停停，摸几本书在手上翻阅。
看着此等热闹景象，我的思绪飘得很远：大疫三年，整个实体经济行业都如履薄冰，何况是走薄利多销路径的旧书业？
感慨过去因为疫情太多时间囿于学校，快丧失了与陌生人交谈的基本能力。又想起海德格尔主张的“交流”，不是指传播所表达的与个人意图有关的信息，而是指一种姿态，一种开放而愿意聆听他人身上的“他者特性”（otherness）的姿态，这不仅是对自我硬壳的打破，也能揭示我们作为社会存在物的同在性。于是克服几分羞赧，我开启了一天与摊主们的交流之旅。有的摊主热情和善，生意不忙的时候就能多唠两句，有的虽然内敛，惜字如金，却颇有几分文化人的气度。
说起这条兴善寺西街，地处小寨繁华街区，全长700米，有着1700余年历史，因中国佛教密宗祖庭大兴善寺坐落于此而得名。其中旧书摊位便占了约二三百米。据东边第一家摊主奶奶的说法，这里的旧书市集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她和几位老摊主大概都是在2018年底从大雁塔南广场的旧书市场搬迁至此。他们有的认识伴山书屋的“王总”，得知兴善寺西街统一规划旧书市集的消息，一经号召就赶来了。有的在工作之余游走于各个市集兼职卖书，从旧书群友那得知，遂果断辞职成为第一批入驻的摊主。之前摆摊卖书，没有固定场所，都是赶集卖，像打游击战似的迂回，而今总算统一规划、形成了圈子。“西安卖旧书的圈子就那么点大，常年买常年卖，很容易互相认识。”交谈期间，一位正在淘书的老顾客接嘴说道。
虽然道路两旁都设有摊位，但生意较好、最早的一批旧书摊都在街道的北侧，与大兴善寺仅有一墙之隔，也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卖书。而南侧与小吃、商店共享人行通道的，则是后加入卖书行列的一些年轻人。
在西街南侧有一个地下入口，通往开在金尚文化广场负一层的伴山书屋。兴善寺西街的旧书摊文化，便是由该书屋的创办人王计划一手推动而成（即摊主们口中的“王总”）。旧书摊市集的摊主们彼此固定摊位，接受统一管理，在西街摆摊的租金由各位摊主、王计划与小寨路街道办事处共同协商决定。摊主们独立经营，只管自己收书、卖书的事宜，而伴山书屋作为中介方，统一收取摊主们的租金，并负责出面和街道办接洽市集文化的建设事项。所有人都在一个微信群里，一般一年开一次会，偶尔会在群里聊天。过去三年遇上疫情无法出摊的情况，当日租金不退，在合同约定期限上自动续租。
在聊到“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时，摊主们表现得很是爽朗，“大家卖的都是不同的书，有啥竞争不竞争的。”“聚在一起就是为了卖得多，人多好卖嘛。”
书摊多为家庭式经营，往往夫妻、父子、父女合作，一方负责上门回收旧书，一方就负责守着摊位卖书，遇上事情临时走开一会儿，隔壁的摊主也会帮忙照看着点摊位。摊主们基本都在早上九点、十点左右出摊，晚上六点至七点收摊。摊位用布一罩，人就回家去了。问及“是否担心丢失”，摊主们不禁乐道，“这书哪有偷的呀！这才值几个钱，整个摊位的旧书全卖了不过就值三四万。”
攀谈间，虽然摊主们卖旧书都是为了养家糊口，但有一位自称“中国姆巴佩”的摊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了致敬足球偶像，他给自己的书店取了偶像的名字，希望自己也能成为“书圈”里的姆巴佩。同时他还在孔夫子旧书网拥有网店，自己做客服、打包寄件，偶尔会在网站上写些随笔，每篇平均拥有1w+的浏览量。
“姆巴佩”叔叔个性十足，平常不仅不刷短视频，手机上都没安装几个软件，微信朋友圈也不爱看，因为“充斥着广告，感觉特‘没劲儿’”。他从高中开始就保持着阅读的习惯，只喜欢看书，卖书恰好也是他热爱的事业。又顺道慨叹了一句现在年轻人爱读书的少了。
摊位前驻足停留的人群熙熙攘攘，确是中老年群体淘书淘得多，尤其是历史文学类书籍。学生群体逛得多，也有拍照打卡的，但买的比较少。
这让我不禁联想到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的观点：新媒介的流行往往会最终控制文化。媒介本身不只是新的科技工具，而是一种文化隐喻。以前人们没有那么多的娱乐选择，看书接收到的都是成体系的东西，而今充斥着以短视频为代表的非线性的、碎片化的媒介内容，损伤大脑整理分析信息的能力。当逻辑链条被手机屏幕拆除，只剩情绪和片段雁过留痕。我想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互联网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一代，越来越难以沉下心来看书。因为每天一睁眼面对的刺激和诱惑实在是太丰富了。
在和“姆巴佩”摊主的女儿聊天中得知，《狂飙》的热播带火了《孙子兵法》，每天都有人来书摊上求购。（图源小红书）
兴善寺西街毗邻长安大学，因此来逛书摊的老师和学生也多。但不少学生匆匆一问“有没有xxx书籍？”就走了。结果自然是失望的。旧书摊市集主营的是上世纪70、80年代的旧书，教辅类书籍极少。也会有老顾客提前订书、收到了就给人预留的情况。作为实体空间的旧书摊，延伸出的社会交往是丰富的，但出于个人性格、不具备技术条件等各种因素，摊主们并没有采取主动的行为为自己的摊位做宣传。曾有情怀的自媒体人来现场做直播，但收入依托的仍然是面对面的交易。
虽然兴善寺西街的旧书摊市集渐成气候，但依然无法忽视旧书摊日趋逼仄的生存空间。
从伴山书屋的王总太太那得知，之所以会从大雁塔搬迁到大兴善寺，也是为形势所迫的“无奈之选”。原先的租地租赁到期，合约不再续签，有着社区商业迭代方面的因素——要在原先的地皮上建酒店。在王计划带着书贩来兴善寺西街之前，这里仅仅保留着一个古玩市场，偶尔周六周日会有几个书贩摆摊卖旧书，但只是零星散落。王计划本来计划将负一楼近500平的伴山书屋作为一个超市平台，各个书贩将自己的书放在书架上，标上价格，分家别类，书屋代售收取10%的利润，书贩无需坐班。后来得知小寨管委会致力于打造兴善寺文化一条街，于是王计划带着书贩们将旧书一齐搬上了街面。
在城市化狂飙的今天，所有城市资源统统被纳入更新的潮流中，容易让一些零散小业态忽而消失。“十年前西安遍地都是书摊。近几年，再加上疫情，好多二手书摊都找不到了。我现在来得最多的就是这边了。”一位顾客开口便是纯正的陕普。他还指出“现代人”的书和八十年代的书有较大差别。他更喜欢买旧书，因为以前的线装书怎么翻都不会烂，校对也认真，错别字少，现在的书基本上是胶粘的，容易翻烂，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小寨管委会将旧书摊这类服务社区、辐射地方的文化业态集中起来，给予旧书交易一个“落脚点”，契合大众的需求。而打造文化一条街，以此解决商业性和公共性之间的失衡问题，更离不开媒介的助益。
互联网环境下，传播环境、媒介与受众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媒体不只使公众得以获得可见性、以自己定义的方式，还使公众得以定义他人的可见性，做可见性的组织者、给予者。”也就是说，赋予可见性的主体不再仅限于大众媒介，而是扩展到了社会个体。
顾客通过文字和图片在社交网络中分享自己对旧书市集的感悟时，可同时标记兴善寺西街的地理位置，物理和文化两个维度的信息同时传输，如同两股绳索一般交织传播。一旦有信息接收者浏览到这条信息，分享、点赞、转发、实地打卡等一系列的行为由此引发。一条街的新内涵、一座城市的新文化，便在不计其数的社交传播链条中持续生产。
互联网带来的社会原子化使人们迫切需要通过公共空间重新获得人与人之间的链接，但城市化的快速扩张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让公共资源供不应求。在新媒体日益发达的当下，实体空间的意义非但没有被削弱，相反是和虚拟空间史无前例地交融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城市景观。实体空间的特定场景，不仅提供了人们进行公共交往的平台，而且构筑了城市居民的集体记忆和地方感。这种嵌入日常生活场景的实体媒介，对于城市生活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在重新组合“旧日场景碎片”的过程中，城市更新犹如城市发展的一面镜子，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生活风貌。
就像一位从云南来西安旅游的顾客说的，“平时工作忙，想逛旧书市场还没有机会，这次刚好路过，就带着俩孩子转转，结果发现了不少好东西。西安不愧是文化名城啊。”
（以上所感皆为一日闲聊所得，算不作正式调研，如出现不实信息烦请告知后台，提前致以谢意。）
作者：吴千蕙
编辑：刘娇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