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司马光少时与群童在庭院戏耍，一孩站于大缸之上，突然失足跌落缸中被水淹没，同辈皆大惊，慌忙无措。见此情形，司马光急中生智，搬起石头“砸缸”，水旋即流出，幼子得救。司马光此举的确非常，带有智性，但此一智性乃是在“急”中所生，不管最终激出如何一种样态——或是过往经验浮现、或是心思灵巧一动，它绝非与闲时知识习得和理性运思可同日语。理性揽生活世界之事入怀，经无数次思维作业、大开大合，盘旋拾级而上，卒至抽象世界。而“急”则乍发于当下，急不可耐，打乱了常规，也扰乱了人之心智。而且，形势之切亦无法再许人运思、提炼事实的时间，故“急”多出于生命和情感冲动，在理性设计之外与人不期而遇。其实，“急”本身即是一种冲动，虽不讨喜，可毕竟让人动起来，动起来方可照面、接手世界，静中惟有不“切”实际之遐想，遐想走向现实，终了还要动。以此来看，“急”当是第一步的先在。无此“急”，其他一切断无发生之可能！
后，司马光及长，学而优入仕，宰辅天下。然红墙之内，走路都须按章，更况言行乎？“急”无从出，当此之位，当此之时，“急”之生还会被贴上莽撞、冒犯之标签。终了万事不再“急”，也不能“急”，事无巨细皆付于定规，人生入蹉跎，纵寻常之大悲大喜，也再无生命冲动和情感表达泛起。
何以如此？人生无常，红尘皆可忘，不确定性实在是百般缠绕，现象世界一切都在变，故答案自不在变中，只有抽离生灭，在哲学中才能穿透人性迷雾！
一者，人需要理性，万事付之于“急”，人将坠入危境，社会亦难前进。所有对事物的探讨和细剖，无不是运思之果，而情乃是不思之物。在理性中，人才能找到事物的认识法门和解决方案。可是，“此在”永远都是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此在”的这一本质规定，明示了人无法逃离环境。人本身就处于“被抛”状态，在一种环境和程式中待久了，自己的性情也将被拖进此一程式和环境之中，与彼程式融为一体。诚如尼采所言，“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必将回以凝视”。但须知，“此在”在世界之中，不仅是一种身体性存在，在场的还有人之生命和情感冲动。因了此一方面，人才成其为人。动物之五官也时刻在照面世界，可动物没有情感和巧思，故照面只是一种“照面”，无法从对事物的照面中激起涟漪。如果把人的情感等不属于理性的力量清洗掉，人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也是一种机械式的存在。司马光深陷僚属事务，琐碎耗去所有，久之，棱角或有意或无意被磨平，循规蹈矩成为日常，举手投足在理性框架之内，纵然无所为，可亦无所害身，如何安全才是第一等思谋之事。如此，生命冲动和真情流露哪还有生长的空间？
二者，一切伟大的发明与艺术创作无不需要直觉、想象和感悟，即性灵或灵韵，而这些皆无法经由理性运思可得，艺术的本质即是打破日常碎片的奇思、巧动，它显然不会按照框定的步骤亦步亦趋。司马光擅长编撰史册与书写奏章，而这些操作都讲求规范和程式，将事实纳入人的主观范畴，期间或多有裁剪。但艺术则不然，它也是主观之人上手外在之物，但此种上手，无论是具象之，或是玄幻之，人与物是统一在一起的，一雕一塑，一勾一勒，一描一画，活灵活现中尽显着人的感性冲动和本质力量，人的色彩和情感基调融化在艺术中，艺术表征着人。物之鲜活，本是自在自为，与人无干，故人若无丰沛感情以应，又如何艺术地呈现事物于鲜活？相比于司马光，苏轼在群臣上下关系处置上力有不逮，不能左右逢源，但一直抱有强烈的生命和情感冲动，逮至上手外物，生出诸多绝美诗词来，黄州如此，儋州亦如此！这些诗词或触景生情，或直抒胸臆，断不是沿袭奏章逻辑和规则范畴而进。一言以蔽之，理性是对外的，非理性是对内的。理性被用于认识和改造事物，可情感却滋养着人，没有情感之抚育，人之对外活动必将缺乏动力、意义。人，终究还得有情，客观之景才会成为“有我之境”。
三者，跳出理性设计与生命冲动来观之，人生在世总离不开道德，道德具有超验性，没有伦理和人道主义作为砥柱，这个世界即便在知识范畴和技术理性的促动下，物质文明大进，也终究是空虚的。物是客观的，可物外有人，故人与物相接之过程必有价值理性和大是大非在，特别是关涉众生疾苦之议题，尤为如此。寻常之事，家长里短，沉默应之，自是有道理，但若遇生死和众生福祉，此时必须打破中立，勇敢表态，因了生命和苍生为念，永远最不容拖入一般是非和利益场域。司马光少时救落缸少年，既非为获恩于孩童父母，也不为扬名于乡里，那一“急”全然出于对生命本身的敬畏。故不是所有事情都可“超然于外”，事情之上还有仁义道德和人文关怀，凡事皆不“急”，强硬中立、无动于衷，不仅有失温情，更有违人伦，沉默了立场，在程式中获得一席安生及被表扬，可铸错于人生！另外，理性本当铺展于现象实情，况再整全之设计亦难以覆盖全部实在或一实在之全部，故据实而动，自然之理也，沉默于规制，只会招来事端！
司马光不再“砸缸”，既是司马光个人的悲哀，也是工业社会语境下每一个人需要反思的根本问题：当人困于科层制度和技术理性，非理性作为人内在的本质力量晦暗不彰，人之存在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存在？诚然，生活依旧，“此在”不断上手事物，但当人把对事物的理解和处理完全托付于理性设计，犹若按图索骥，此时，人与其仍为物之主人，而实乃外在化的交往手段宰制着人。人异化为手段之奴隶，人与事物打交道中那种不可遏制的生命冲动消失不见，如此循环往复，人终究不再是人：理性让人从中世纪和君权的牢笼中解放出来，被启蒙后的人带着知识，向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无尽开掘。惜乎，开掘越深，行之越远，人越在知识和技术的依赖中无法自拔。至此，事物被祛魅，对人无限敞开，可人却失去了本初的巧动和智思，魅惑于技术理性和科学主义，“上帝”再次归来矣！
作者简介：张铁云，西安交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